医患关系紧张的高考素材作文

最近几年，医生与病患之间的关系越趋紧张，反思患者对医院的不信任造成的医疗事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下面小编精心整理了医患关系紧张的作文素材，供大家参考，希望你们喜欢!

医患关系紧张的高考素材：医患关系紧张

8月19日，他在深圳出生。仅仅两天后，就因为腹胀进入深圳市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在一段后来被转发了接近5万次的微博视频链接里，一个穿着红色衬衫的电视台女主持人叙述着这个孩子的故事： “(他)被深圳市儿童医院照了十几次X光，做了100多项检查，甚至要花十多万元来做手术。婴儿的家人不得已抱着孩子到广州看病，结果，只花了8毛钱就看好了。” 这条微博点燃了人们的愤怒。一个浙江女孩直呼：“恐怖!黑心!”也有深圳人叹息：“现在的医生只知道要钱，别的什么都不要。”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甚至愤怒地呼吁：“人肉这个丧良心的医生!砸掉不良医生的饭碗!”

可是，事情并没有在愤怒声中画上句点。

9月12日，中秋节早上，新闻报道中已被8毛钱治愈的小婴儿再次入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接诊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当时小孩肚子胀得厉害，鼓鼓的，连腹膜经脉都凸现出来了，“当时孩子表现的症状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还影响到呼吸不畅。”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一直在网络上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廖新波指出，人们在“被一些媒体道德绑架”。他质疑道，在面对医疗纠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事论事，然后再去挖根源呢?”

但这显然并不是一场“愈辩愈明”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这起“8毛门”风波中，“病人、医院、公众，没有谁从中获利，每一方都是输家。”香港医务行政学院理事、中国医院协会学术委员庄一强则认为：“归根结底，这是社会对医疗不满意的结果，更是这个社会彼此不信任的结果。”

医患关系紧张的高考素材：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做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

可惜的是，虽然我们开始渐渐要求和医生的关系变得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无法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从进医院看医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聪明的病人呢?我们内心总是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像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是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是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恢复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有时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做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是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

病人很少意识到应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的病人要求的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也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防御机制，可能我们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作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其中之一就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生素B，或是一针退烧药——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现在已经濒临绝种。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一个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说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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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仿佛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的医学网站还定期有专家在网上做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你看到的角度会更多，得到的知识也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的那部分。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和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不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

医患关系紧张的高考素材：日本为何没有医患纠纷

前些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日本NHK电视台一场心脏手术的高清直播，感触良多。

NHK不但直播了手术，而且在手术室隔壁的房间搭建了一个与现场互动的演播间，请到了日本一位德高望重的心脏外科专家和两位名人嘉宾来讲解。

当手术室里的医生用专业显微镜、极微型的小针和比头发丝还细的透明线开始缝心脏血管时，直播间里的嘉宾也学着用模型和同样的针线进行模拟血管缝合。两位嘉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缝了几针时，旁边手术室的手术已经顺利结束，让作为观众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做这样一台心脏手术的不易。

嘉宾们还问了专家很多病人家属关心的医学专业问题，比如，你以前有过手术失败的经历吗?再比如一个中国人会非常有共鸣的问题：当手术失败或发生意外，病人家属来投诉、咒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时，怎么办?

日本专家的回答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日本的手术是完全“透明”的，当病人要进行高风险手术前，医生会用很长时间仔细地与患者和家属说明、对话，患者及家属在术前一般就已对手术了如指掌。

那么，是否有医院和医生故意把风险评估得很高，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推卸责任?回答是，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院方必须提交该院的临床数据报告和同类手术在国内外的风险评估报告。如失败的临床数据远远超过标准指标，即便患者家属不责怪你，院方或医学协会也会工作出相当严厉的处罚，甚至终身不许执医。

这位专家说，他最喜欢的恰恰是问题多的患者家属——问得越多，解释得越多，他的心里就越踏实，医患关系就越容易和谐。

这又让我想起几年前自己在上海某大医院开刀的事。当时我是头部外皮生了个脂肪瘤，医生建议做摘除手术。手术前，医生只露过一次面，十分有信心地说：“小手术，一点儿问题没有，明天早上8点来就行。”

第二天上午7点半，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十分宽敞，设备都是崭新的进口货。大概躺了半小时，先进来两位护士问我的名字、做什么手术，再过了10分钟，麻醉师到了。他说：“做全麻吧!”我说：“主治医生说过局麻就可以了。”他回答：“我是麻醉师，我说了算!”

说话间，他一直在摆弄那些新医疗设备，不时询问护士他看不懂的英文单词。而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心里却一直在发毛：他该不会给我打错麻药让我醒不过来吧?两位护士则在手术室门口不耐烦地拿出指甲刀剪起了指甲，嘴里骂着主治医生为什么还不出现。到了8点半，一位护士拿起电话用上海话问医生：“侬来勒啥地方额，快点儿过来!”

当然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但反思其中细节，不免仍然心惊：麻醉师连全麻还是局麻都搞不清楚，医生连手术时间也能耽误，出更大的差错也不是不可能吧?

在日本，不要说手术，连体检报告医生也会给你仔细解读和建议，连微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在中国我也经常体检，但得到的只是一张数据报告而已，怎么解读是你自己的事。

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恐怕正是在这一个“交流”的死结上吧?如何打开这个结，则需要相关各方的改革、理顺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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